“我们可能会将更多的工作机会转向墨西哥，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你或许将看到更多生产回到美国”，麦克·麦克纳马拉在近日举行的雷蒙·詹姆斯IT供应链会议上暗示称。麦克是伟创力集团的总裁，他所领导的公司是继鸿海富士康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电子行业代工巨头。在他看来，美国和亚洲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正在缩小。根据他提供的数字， 2012年中国的综合生产成本上涨了20%，并且将在未来的5年保持这一速率。

　　 “2015年长三角每小时工资15.03美元，美国南部24.81美元。中国工人已经不再廉价。”

　　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迹象已经出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成功后访问了一家小型玩具模型制造企业Rodon公司，在企业车间发表演讲时，他赞扬了制造企业对提供更多本土就业岗位所起的作用：“我向Rodon这些在美国本土，而非海外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致敬！”他在演讲中称“美国拥有最具生产效率的工人”、“我会提供美国人民需要的技术培训，让美国在研发、技术、清洁能源等方面成为世界领先。”

　　在人们印象中，“中国制造”赖以成功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低廉的劳动成本。而现在，这一优势正在被中国不断上涨的薪资成本所蚕食。据《大西洋月刊》撰写的《内包景气》（The Insourcing Boom）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工资是2000年时的5倍，而且还将以每年18%左右的速度增长。如富士康的调薪历程就时常被人提起。自“跳楼门”后，富士康从2010年起陆续调整过几次薪资水平，去年5月，郭台铭又宣称要让大陆员工的2200元薪资再调高一倍，这意味着2013年8月富士康内地员工的工资将达到4400元。

　　而与此同时，美国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人的薪资要求已经有所降低。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美国生产复兴——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Made in America, Again-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 U.S.）报告中所做的对比，200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22%，到2010年这一数值上升到31%。报告还预测，2015年长三角地区每小时生产力工资将达到15.03美元，美国南部为24.81美元。中国工人已经不再廉价。

　　 “能源成本、运输成本、沟通成本，甚至政治成本，让企业重新思考供应链布局。” 除了薪资成本上升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也让欧美企业重新思考生产供应链全球布局的合理性。

　　石油价格已经大幅提高，当前的价格已是2000年的三倍。这使得船舶等运输的成本大幅增加，供应链长德远距离外包不再经济。而在美国美国“能源独立”战略下，美国现在石油产量年均增速达5.6%，全球增速才2%。国际能源署称美国2017年将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这对降低美国能源价格意义巨大。

　　在后工业化时代，创新因素成为制造业链条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如GE的一款热水器GeoSpring，研发人员为它安装了一个小热泵，使GeoSpring可以比一个典型热水器少耗电力60%。 2009年，GE把它的生产搬回本土。然后一个有趣的变化发生：材料费用降低，劳动力成本可能不占优势，但GeoSpring质量上升，甚至能源效率也提高。“在总部制造GeoSpring不需要提高产品售价就能产生利润，”GE高管说：“所以我们只要回到总部，然后建立同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事实上，以往旧有体系下GeoSpring从中国工厂到美国零售店运输时间长达５周，但从GE本土工厂出发或许只需３０分钟。不单如此，大量的隐形成本也被节约，比如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协调的低效率成本、管理人员跨国管理的通讯、差旅等成本、知识产权风险、甚至国外难以预料的政治成本等。

　　 “制造业回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中国和美国重新布局的形成，或许需要数十年时间。”

　　 “中国制造”光环逐渐褪去后，中国制造企业的未来也为各方关心。对于沿海加工制造业，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最为明显。然而会否回流美国，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一些制造领域积累的供应链整合优势、产业集群优势等不会短期消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仅仅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

　　然而，不管“中国制造”是否仍具优势，就如《世界经理人》博主“专业务实 创造价值”所言：“中国企业丧失了成本优势的同时，在制造业的入口、研发、等高端技术因素上，我国企业相对于美国、日本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却仍旧处于落后地位。”

　　但制造业的部分转移、撤离，对中国企业来说，或许也是转型升级的机会。合众资源·3A 顾问董事长刘承元就认为，“外资企业的出走正是中国本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会，近几年制造业出现一种趋势，就是行业聚集。每个行业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企业，打破过去的每个行业数百家企业无序竞争、低效率利用资源的现象。外资企业撤离，为本土企业进一步巩固优势提供了机会。”（请看《世界经理人》——“十大影响力事件——制造业逃离中国””）